庭审结束时，原告突然微笑着走过来和刘溪握了握手。这个举动让刘溪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但转瞬之间，一股暖流在刘溪的身上涌起。

　　刘溪是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6月28日，由于一起房产备案登记的行政案件，刘溪代表县房管局出庭应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法庭之后，刘溪收获了很多他之前没有意料到的东西。

　　在司法实践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一直被认为是个“老大难”。“告官不见官”“出庭不出声”等消极对待行政诉讼的状况，在实践中屡见不鲜。

　　2015年5月1日，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司法实践表明，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民告官”案件中的官员出庭率越来越高。

　　从消极对待到积极应诉

　　即便是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濉溪县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官员出庭率一开始也并未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

　　在濉溪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顾国安看来，官员出现这种现象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爱面子，二是怕败诉。“诉讼之前，双方当事人甚至有过拍桌子等比较激烈的情绪化的行为，因此行政部门负责人一般不愿意再在法庭上和原告当面对质，如果法院再判行政部门败诉，负责人会更觉得没面子。”

　　6月12日，濉溪县以“政府办”的名义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决、办理司法建议以及行政应诉能力建设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体系。

　　意见下发后，濉溪县人民法院至少审理了3起行政诉讼案件，每一起案件都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负责人出庭率达到百分之百。

　　刘溪出庭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担心。还在纠结的时候，县政府办法规室主任张锋打来电话，明确告诉他县政府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有着硬要求”。张锋的手机上还建有一个微信群，成员主要由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行政负责人出庭不出庭，群里都是有通告的。”

　　“就是一辆汽车，跑两年也要去年审才知道会不会跑偏。何况我们这些行政机关呢？”转念一想，刘溪下定了出庭应诉的决心。

　　出庭之前，刘溪和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认认真真备了一下课，“就是想找一找自己的工作中到底有没有疏忽的地方”。

　　当天的庭审持续了2小时10分钟，庭审过程中的辩论相当激烈。做足了功课的刘溪，应付自如。庭审结束后，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原告竟然主动走过去找刘溪握了握手说：“我之前还在想，只要当官的真的能出庭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没想到你真的出庭了！”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结局吗？”事后，刘溪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很欣慰。

　　最新的消息是，这起案件的原告已经撤回了起诉。

　　“官来与不来，绝对不一样”

　　在安徽，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可谓是官员出庭率的一个分水岭。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榕在向省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专项报告中指出，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全省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数量同比上升66%，当场立案率达到95%。

　　安徽高院公布的安徽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显示，受《行政诉讼法》修改和立案登记制实施的影响，全省行政案件近两年呈大幅增长趋势。与此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也大幅增长。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一年半时间，安徽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由2015年以前的3%，上升到2016年12月底的30%。在少数地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甚至高达90%以上。

　　为了让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负责人应诉工作，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依法全面履行行政应诉工作职责，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带头出庭应诉。

　　在安徽各地，很多地方也制定了相应的通报与考评政策。例如，合肥市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作为依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各县区部门进行考核。每季度，市政府法制办向社会公开通报各区县各部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

　　淮北中院坚持每季度将以县、区政府及市政府直属单位为被告的行政负责人出庭情况进行统计，由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未出庭的被告单位在通报后书面将未出庭原因向市政府作出说明。县区政府及市直机关单位行政负责人出庭率明显上升，截至2016年四季度出庭率近90%。

　　今年3月21日，合肥中院公开审理某企业不服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一案，安徽省交通厅副厅长丁庆领出庭应诉。这一案件带来的示范效应很大。

　　“官员出庭应诉，既能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还能为不当行政行为纠偏，更重要的是还能和谐‘官与民’的关系。一句话，官来与不来，绝对不一样。”周榕说。(记者 陈华 通讯员 谢晓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