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欢迎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阚治东先生发言。

　　阚治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有幸今天在这里与三位市长还有我们两位嘉宾，还有与在座各位探讨中部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的问题。今天刚才听了三位市长的演讲很受启发，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我们也愿意为了我们中部城市的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的发展尽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

　　说到风险投资，1995年我是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过程，我最早是政府的一家创业投资公司工作。今天我在这儿跟大家交流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政府资本在我们风险投资业里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政府的努力以及政府资本在推进整个中国的创业投资也好，风险投资也好，发挥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整个风险实际上是在推动下才起来的。1999年深圳市政府把我从上海叫到深圳，当时给了我五个亿的人民币，让我从事风险投资业，当时就靠政府这五个亿的引导作用，我们成立了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后来又在这五个亿的引导作用之下，就是很多资本又加入过来，深圳的创新科技投资公司，现在叫做深圳市科技创业基金集团，在这个资金的引导作用下，深圳在99年后面几个月里面，一下子加了几十家的风险投资机构，在这个情况下，深圳一些科技创新型企业起来了。

　　据我了解，北京、上海、广州全国一批风险投资机构，当时都是在政府支持，以及政府的引导之下成立起来的。所以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府的资本，也没有政府的支持，全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风险投资行业。也不可能有一个科技创新企业获得资本，然后获得了今天这样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今天我们在座的一大批的风险投资行业的专家。所以政府资本在风险投资行业的作用应该说是充分肯定的，没有当时政府资本的星星之火，就不可能有风险投资行业的大好局面。但是，我自己认为政府资本在我们风险投资行业里面也是一个双刃剑。当时我到深圳从事风险投资行业的时候，市里面除了给我五个亿以外，当时深圳市的市长李子彬也给了我四句话，哪四句话呢，就是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意思是除了强调政府引导以外，更多强调的就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什么国际惯例呢，就像今天上午的、下午的马上要谈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规矩办事，在前几年我把这几句话，在深圳论坛上也和大家做了交流。有一个政府的领导曾经也跟我说过，说你说的这点，在深圳能做到，但是在全国其他省份很难做到，经过五年多的实践，今天我坦率的说即使在深圳也很难做到这四句话，也就是说很难做到按市场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很难适应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特别政府的资本在一些民营企业里面，投进去以后，人家要退出，要上市，整个过程中间的一些烦琐的规定，实际上是很多的民营企业已经对我们政府所办的风险投资机构好象有点怀疑了，不想进来了。因此就这个原因，我认为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实际上今天还没有产生一个具有龙头地位的风险投资机构。

　　我也注意到今天在我们合肥演讲的大部分都是境外的风险投资机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中间，占有龙头地位的，领先的，在干的主要还是境外的风险投资机构。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推动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所做的努力。但是我想讲为什么我们不能产生一个本土的具有龙头地位的风险投资机构呢？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过去政府资本，或者政府带有某种性质的投资机构，给我们的风险投资行业带来的局限性。所以因此我是感觉风险投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想必须要发挥政府的资本引导作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还必须需要政府的支持。今天几位省领导都在这儿，我认为政府的支持是我们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把我们政府在风险投资行业所做的努力，把政府在风险投资行业所投入的资本，稍微给足一下，所以我建议继续发挥我们政府资本的引导作用，引导我们境内的各种资金，组成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尽管我们证券基金法出来了，我们产业基金法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使我们国家的产业基金法快点出来，有很大的产业基金，来支持我们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基金出来以后，我们也学习海外的做法，组成专业的团队，或者按照合伙人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我想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中国才有可能产生具有龙头地位的风险投资行业。

　　现在我干的东方现代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公司，这个公司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共同创立的。我们在以前的信息投资行业探索过，我们在风险投资行业也探索过，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包括在风险投资行业在内的产业投资里面做一点探索，当然这种探索，我相信每种探索都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所以我们和我们几个团队的成员，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做出努力。

　　今天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同行们共同来努力，共同把握，包括风险投资行业在内的投资基金的未来投资的机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阚治东先生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