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对有前科的暂住者实行“劝离”政策。今年4月份起，凡是被记录在当地公安系统“高危人员”名单上的有前科暂住者，或被劝离、或被驱赶出了温州，而经过抗争留下的人，则生活在警方管控的阴影之下(6月5日《南都周刊》)。

　　在我看来，这项名为“劝离”实为“驱赶”的政策实是一个典型的“鸵鸟政策”。假如当地公安机关的政策前提是正确的，即这些有前科的暂住者是引发当地外来人员犯罪和治安问题的诱因，他们是很危险的，那么，把他们驱赶到别处去，也只不过是把这股祸水引到他处。显然，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是只保自己地盘的平安，而不顾别处的安危，明显缺乏大局意识。更可虑的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其行为应当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试问，哪部法律授予公安机关“驱赶”有前科暂住者的权力？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行政乱作为。

　　同时，“驱赶”政策也违反了国家对待有前科人员的政策和态度。一个人做了坏事、犯了罪，已有国家和法律给予惩罚，他们已为此付出应有代价。对刑满释放人员等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国家和政府一贯的政策是采取种种措施，帮助他们重新走向和融入社会，走上正途。如果各地都不论某人犯罪的原因或背景，也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改过自新，对他们一律予以驱赶，试问天下何处是他们容身之所？当他们无法从前科的阴影中走出来，无法找到谋生之地时，将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孙瑞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