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每到夜色来临，省城安徽大学的老篮球场都会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和他的“抗战老照片”，而一些来此纳凉的居民和学生们则在旁边饶有兴致地听着老人讲述抗日故事。老人名叫张立光，已近84岁，曾任安徽大学数学系副主任。义务宣传爱国主义、讲述抗日故事成为他近几年的主业。昨日，张老在家中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抗日情结”。

　　义务宣传从大蜀山开始张老于1924年出生于宿州市俑桥区，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随后被分配到青岛的海军学院任教员。在此后的30年中，他一直在部队工作。1980年元月，原本可以退休的他主动提出转业，他因此来到合肥，在安徽大学数学系担任副主任。自1988年退休以后，张老一直赋闲在家，安度晚年。

　　2003年的一个早晨，张老正在大蜀山顶锻炼，发现一群孩子围着一座“小塔”议论纷纷，他也就凑上去看个究竟。“上去一看，是个纪念碑，上面刻着‘昭和’十五年，孩子们都在问这‘昭和’是啥意思。”经历过日寇侵略的张老被刺痛了一下，“这是日本天皇的年号呀！这一年正好是1940年，日军已经经过我家南下到合肥。这座碑就是日军侵略的罪证。”下山的时候，张老的思绪一直沉浸在半个世纪前的炮火连天中，他突然有个想法：通过查阅各种材料，了解曾经在大蜀山附近有过的战斗，把这段历史告诉现在的年轻人。

　　4年坚持研究宣传抗日史

　　在下定决心后，张老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查书籍，画地图，从退休的清闲回到忙碌。为了能够鲜活地再现当时的场景，张老还四处寻找见证人。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不辞辛苦地在大蜀山周围到处寻访……在文字资料准备齐整后，他凭借当年做过海军教员的基础绘制战事图，一张白纸上有“大蜀山”、“十里庙”、“四里河”……清晰明了。在这些工作完成后，他开始拿着自制地图及整理的图片资料来到大蜀山。刚开始，这种讲述听众惨淡，但是哪怕只有一个听众，老人都讲得十分投入。渐渐的，经常到大蜀山观光的市民对张老都已经非常熟悉，孩子们也乐意围着他听故事。

　　这几年，张老从未间断过自己的义务宣传，还两次去了南京购置了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及图书资料，扩大讲述范围。由于近日省城高温，身体已经不允许张老再去大蜀山了。于是他就趁着晚上凉快点的时候，在校园的活动场上讲，学生们对老人非常崇敬，“这么大热的天，老人真有心，讲的也很好！”

　　《最后一课》后日军占家乡

　　1937年“七七事变”之际，张老只有13岁，而当时国内的抗战气氛已经十分高涨。“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不太清楚国家的形势，但是当时上课时老师每每说起‘亡国奴’这个词时，脸上就会浮现出悲痛的表情，那时候课本里有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我真正体会到了课文中蕴含的爱国主义，这在我年幼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现在宣传抗日战争的情结，就是在那时候产生的。”张老对记者说，当时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他还和同学在街头演过双簧，向群众宣传抗战。

　　1938年5月，安徽的“桥头堡”徐州沦陷，张老初中刚刚上了三个月，学校也因形势紧急停办。就在此后不久的一天，日军真的来了。

　　“我当时从外祖母家回来，刚到村头就看到一群人在跑，说是日本鬼子来了！”他也就跟着跑出村，躲进了野外的麦田里。而两天后日军已过，他再回到村子里时，村里的两个跑不动的老人被日军枪杀，也有妇女被奸污。“后来鬼子就在村外八里地的地方设了一个据点，定期扫荡。我哥哥还被抓去当过苦力，幸好后来逃回来了。”张老说，日本鬼子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杀人放火”的代名词。

　　“抗日情结”促成不懈宣传

　　“1939年，家乡过了一次八路军，后来知道他们是彭雪峰的部队。我曾经两次出去找八路军，可惜都没有找到。”后来在上学和从军之间，家人还是决定让他去大后方上学。1946年他去了当时还在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读书，1948年转读武汉大学，随后便是三十年的部队生活。“也许是小时候经历过这段历史，想参军又没碰到机会；也许是在部队呆的时间比较长，我心中始终有一种抗战情结。这也是我去宣传的动力。”他说，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年轻人绝不能忘了咱国家的抗争史，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具一颗爱国心。(杨璐 苏艺 马翔宇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