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先导作用。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实际上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意义深远，因而在改革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改革是由一批有远见的领导人、精英人物、“弄潮儿”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相互结合和共同作用，又与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安徽农村改革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什么人特别聪明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领导在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中逐步形成的。万里和其他一些同志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回忆过这段历史。(注①)万里当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我任省委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是他发动和推进安徽农村改革的助手。我有幸作为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也有必要把所见、所闻、所历，尽可能客观地准确地记述出来，和大家共同总结和认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期有助于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服务。

　　一、“省委六条”是安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序曲

　　万里称农村改革的“头一个回合重点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省委六条”发布于1977年11月28日，全称是《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分配要兑现；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出台这“六条”的背景是：万里于1977年6月来安徽，首先抓揭批“四人帮”斗争，但他更急切地希望能了解到农村真实情况。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他亲眼目睹已经十六七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在皖南泾县，农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当年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在淮北、皖东，他看到有些穷村，农民家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这样的情景，使他十分吃惊，他感叹地说：解放快30年了，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对于这些情况，我作为从20世纪50年代就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而且经常下到农村、住到农村，当然早已了解。但在极左盛行的年代，我个人也无力回天。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开始对党的农村政策进行反思。万里提出要我准备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全省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情况以及解决意见的书面材料，向省委作全面汇报。我便推荐和布置省农委周曰礼主持并由各地市农委协同，共同做好这件事。不久，周曰礼拿出一个较为系统的材料出来，内容包括安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状况、农民生活艰难情况、人民公社体制的种种弊端、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的问题、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低落，等等。8月下旬，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和我一起听取了周曰礼的汇报。周曰礼的汇报使万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感到“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他当即表示自己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并要求我一定要认真指导、帮助省农委进一步搞好调查，会同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集体研究，代省委起草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文件草稿。10月下旬文件草稿出来后，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和我先后到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等一些地方，分别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座谈会，和他们一起研究，交换意见。许多地、县委主要负责人也深入农村就有关政策问题作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省委于1977年11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由各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经过与会人员的反复讨论，形成了“省委六条”。很明显，这个文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现在回过头来看，“省委六条”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的确很不容易，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因为那时还处在“两个凡是”时期，还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央还发出一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内容许多都在禁区之中。例如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同抓阶级斗争方针不相符的；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学大寨”精神是相违背的；提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过渡到大队核算”则是唱对台戏的。所以，1978年初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现场会，万里找个借口没去，而让赵守一代表他去，而且交代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万里对我则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我完全赞同和支持万里的主张。

　　“省委六条”一发布，立即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同时很快孕育和催生了多种生产责任制的萌芽与成长，农村改革大幕的一角从这里悄悄揭开，也由此引起全国的关注。《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予以报道。1978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万里的《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长篇文章，新华社也及时转发，影响逐渐波及全国。

　　二、让农民“借地渡荒”是安徽农村改革的第二个序曲

　　1978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干旱严重程度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巢湖水都干了；有的塘中的老鳖旱死了；肥东县八斗岭的群众饮水都是用汽车运去的。全省共造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的地区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该种小麦了，号召群众采用打井、深挖沟塘取水抗旱种麦，同时采用“三干法”(干地、干土、干下种)种麦，群众不舍得把种子干种下去，怕白白损失了。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群众眼看今后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万里问我怎么加快秋种速度？我回忆起1954年发大水，退水很迟，灾情严重，曾采用过“借地渡荒”的办法，收到了明显效果。我向万里建议：现在全省耕地大面积抛荒，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可以试一试。他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最终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

　　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广泛兴起

　　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和让农民“借地渡荒”过程中，由于长期推行的极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有很大的明显松动，全省许多农村闻风而动，或公开、或暗地、或自发、或有组织地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8年春种时，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在全县率先实行“包产到组、超奖减赔”的办法。1978年秋种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到十二里半公社检查工作，发现了一个全县“产量最低、社员最穷、集体经济最薄弱、农户最脏、病人和小孩最多”的生产队——前郢生产队，王业美问队长：“有什么办法能搞好？”这位队长回答：“什么办法都不行，只有一个办法，干脆包产到户。”王业美说：“我批准你们搞，但这不是县委意见，其他生产队不准搞。”前郢生产队就这样成为滁县地区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同时，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庄生产队以“借地渡荒”的名义，把相邻两队之间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看到工作队没有干预，索性将所有的集体土地都借给农民。附近生产队也有的跟着这样做。所以说，小井庄也成为最早包产到户的队。在这一时期，芜湖县黄池公社西埂生产队也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并很快影响和波及邻近队纷纷效仿。

　　在来安、肥西、芜湖等县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过程中，凤阳县马湖公社干部和农民则创造了“大包干”办法。基本内容是：坚持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联产承包为核心，采取“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马湖的“大包干”一开始是包干到组，即生产队下面分很多个小组，有的组只有三五户，基本上是父子、兄弟、叔侄等近亲。因为“组”毕竟还是集体，核算单位划小了，成为“三级半所有制”，不像包到户那么敏感，风险较小，阻力也小，于是在县委领导下，凤阳全县迅速铺开。该县小岗生产队，名为包干到组，实则率先突破了这一形式，在1979年春节期间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成为凤阳县农村大包干到户的第一家。后来万里同志和我都去看过，代表省委给予支持。

　　安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并实行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时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联产的；另一类是不联产的。不联产的主要形式是分组作业、定额管理和小段包工、季节性包工；联产的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宗作物包到组、小宗作物和经济作物包到户，动石磙子的作物包到组、不动石磙子的作物包到户，水田包到组、旱地包到户，等等。最终都发展成为包产(包干)到户，规范的称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省于1981年底基本完成。需要说明的是，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实质是一样的，两者实际内容没有什么区别。

　　四、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试点使省委更加坚定推进农村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由“省委六条”和“借地渡荒”所引发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虽然广泛兴起，并非常显著地推动了农村生产的发展，但当时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又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并没有完全消除过去“左”的影响。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有利于放开农民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文件草稿时，曾一再提出“文件中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吧”，未被采纳。文件下达后，经我向万里建议，于1979年2月2日派省农委周曰礼带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文件。该公社小井庄等生产队，因在“借地渡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户，这里的干部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失望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这次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周曰礼曾担任过曾希圣的秘书，在1961年参加搞过“责任田”的试点和推行，他深知“责任田”的好处，对农民的心理、感情、要求非常理解和支持，但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个不许”，感到很无奈。他于2月5日急忙赶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反映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万里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们开常委会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周曰礼做了汇报。会上，意见不一。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我先发言。我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实际情况，我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困难，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说起“责任田”，农民仍非常怀念，他们称“责任田”为“救命田”。我表示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试行。我还说：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有几十万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受到批判，有些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关牛棚，把大家搞得谈“包”色变，一直心有余悸。现在如果要群众搞包产到户，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思想搞通，解除他们的顾虑。万里同意我的上述看法，说我对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他有两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精彩，也极富哲理性。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并且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后万里下了决心，他提出一条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我和顾卓新、赵守一立即表态同意万里建议，其他所有同志也先后表态同意。终于形成一致决议：由周曰礼率一批干部在山南公社搞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但这个消息在肥西县不胫而走，“包产到户”捂也捂不住，全县很快就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其他许多地方听说后，也自动跟着学。省委有的同志觉得面搞得这么大，怕不好办，万里认为这是顺应了群众要求，坚持不动摇。

　　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试点期间，我曾多次去那里与周曰礼等同志一起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帮助解决研究办法。有一次，省军区一位领导同志到肥西县检查工作，知道这里搞包产到户，他认为这样下去会动摇军心，“毁我长城”，因为战士会要求回家包田，伤残复员军人自己生产有困难，今后谁还愿意参军？要求当地改正。于是在麦收后，县委正式发文，要求所有实行包产到户的队，一律重归集体经营。这一下子引起一片混乱，信访不断。为此，我去肥西县委参加两次常委会，向他们作宣传解释，才扭转过来。1979年5月21日，万里也亲自去山南公社作调查。农民向他提出：“包产到户允许我们搞多长时间？”万里当场答复：“你们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什么时候不增产了就不搞。”这一回答给农民和基层干部大大壮了胆。

　　五、排除阻力和干扰，坚持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农村改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当时遇到的阻力和干扰确实是异乎寻常的。阻力主要来自政策环境仍然不够宽松，禁区还是甚多；同时也来自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太深，思想不够解放，很多人受条条框框的束缚，难以冲破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再就是上下左右一些人的责难、非议和干扰很多。这里仅举一例，即可了然全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张浩写的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按语强调当前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应该稳定”，认为“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在政策上有问题，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虽然只是一篇读者来信，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版面上那样安排，又加上那样的按语，人们自然明白它的意图和分量，所以引起安徽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时恐慌和猜疑。我向万里汇报后，万里指示用省委名义立即发个代电给各地、市、县委，要求“所有推行责任制的地区一律不动”，“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同时，我还按照万里指示精神，要周曰礼组织人针对“张浩来信”内容，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读者来信。在我们的力争下，于3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人民日报》也加了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安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被保住。

　　1980年1月1日至1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他说：责任制进一步落实了按劳取酬的政策，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促进和发展起来的，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二是分清是非，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方向、道路。他说，从实践来看，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因为包产到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还属于集体，有些地方包产到户或责任制到户都是可以的，前提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分配统一”。对包产到户要有全面的认识，从整体上说，包产到户对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产量，的确能起到积极、显著的作用。三是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加以总结，继续推广。他说，凤阳县采取把对“大包干”有看法的人带到现场去参观，让他们实地感受，消除他们的顾虑，效果不错。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可以并存，不要一刀切。万里这次讲话，是对两年来安徽推进农村改革带有总结性的一次讲话，既阐述了他对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深刻见解，又再次表明了坚决排除阻力和干扰、把农村改革持续搞下去的坚定决心。

　　在这个会上，我也发了言。我说：到1980年1月止，统计资料表明：全省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生产队已占到总数的83%，其中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占45%，不联产的占38%，这说明农村改革在迅速推进中，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实践证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起到了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这说明改革是成功的。在这中间，我认为联产的比不联产的好，优越性更能体现出来。因为联产能够将个人、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同时，个人利益也能够得到保证，实现多劳多得，这样就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符合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我还介绍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试点经验，把山南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归结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生产计划，队里做主；使牛用水，全力帮助；收益分配，三者兼顾；执行合同，坚持制度；集体生产，人人爱护；蓄意亏损，依法论处；五保四属，酌情照顾；操心干部，合理补助。”上述九句话，是我与周曰礼和山南公社所有试点干部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共同总结、概括出来的，现在看来似乎显得有些烦琐，但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主要用意在于说明试点“包产到户”并不是简单的“分田单干”，也不是简单的“一包了事”。我这个发言是对万里讲话的呼应，是想以此解除大家种种不必要的顾虑，呼吁大家坚决排除阻力和干扰，大胆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农村改革。从后来的实践看，这次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效果是好的，农村改革得以广泛而深入地推进，发展也是比较健康的。

　　六、邓小平根据实践所作出的结论，使安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980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不久，万里调中央工作，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直到8月份才回来。在这段时间内，听说省委领导之间在推行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有的同志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支持那些没有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县，常常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据说在蚌埠、芜湖、巢湖分三片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争论得比较激烈。因而影响到有些县思想动摇，推行生产责任制不积极，如巢湖地区庐江县干群对立就很突出。有些地、县负责同志因为推行责任制态度较为坚决，受到批评指责，产生顾虑，思想上不愉快，工作也受到影响。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对生产责任制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政策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在农村广泛兴起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是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打破了对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束缚，摆正了包产到户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推广铺平了道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普遍推行，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农业连年大幅度增产，到1985年全省粮食产量已超过430亿斤，农民生活大有改善，农村一片欣欣向荣。

　　七、安徽一九六一年推行“责任田”是这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历史渊源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农村改革会从安徽最先兴起？我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安徽农民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应当永远载入史册。追溯起原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就它的历史渊源来说，是和1961年推行“责任田”分不开的。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同全国一样，深受“左”的灾难，最终导致全省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加突出，饿、病、逃、荒、死现象普遍大量出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都很焦急。我那时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心情十分沉重，深感对不起人民。曾希圣作为省第一书记，更是焦急不安。他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心都十分强烈的领导者，又是非常爱动脑筋刻苦钻研问题的人。从1960年开始，他就想方设法在困境中找出一条出路。他着眼于如何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农村的危急局面，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大胆提出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1961年2月，派省委副秘书长张立治，还有陆德生、周曰礼、赵岭峻等人，组成工作组，到合肥市南新庄搞试点。我和省委其他一些成员，也分别深入全省各地搞调查研究，或搞试点。在普遍调查研究和试点之后，于1961年在全省推行“责任田”。当年粮食获得大增产。毛主席原来说，安徽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了。但这年安徽实际增产粮食近50亿斤，除保证安徽自身顺利渡过难关、使生产有较大恢复和发展外，还支援河南、山东、苏北等地粮食约5亿多斤。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纪登奎等人，来安徽宿县地区商谈豫皖两省协作治水问题，曾要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代为向省委转达他们对安徽干部群众支援的谢意。1962年安徽“责任田”，被批判为方向路线性错误，但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却说：安徽给我们省解决粮食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应该为“责任田”恢复名誉。中央许多领导人，如陈云、邓子恢等，对“责任田”也持肯定和支持态度。而邓小平的“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也是直接针对“责任田”问题来说的。广大农民群众更是从内心拥护“责任田”。后来“责任田”虽然夭折了，但它仍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正如一句古诗所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它又破土而出，生机盎然，并以勃发之势，迅速茁壮成长起来。胡耀邦于1982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来安徽视察时，坦诚地说：我那时对“责任田”是不赞成的，曾向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考察报告，说搞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这次到安徽来是还债的。看来如果当时全国都采取曾希圣的办法，我们的国家早就富起来了。曾希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安徽农村改革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农村第一步改革不仅推动了我省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促进农村的复苏和繁荣，还催生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城市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为促进全国农村改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这段历史中，需要特别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是勇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是不怕困难和曲折、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所有这些，在继续推进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中，都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村改革的重点放在“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上，为农村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正所谓“改革未有穷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努力、再努力。(王光宇)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注①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