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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来源: 《炎黄春秋》2009/3  时间:2015-07-16 16:03:39 作者: 丁龙嘉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

  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的数字。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革”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1977年,有2.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收人74.67元;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公斤;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无有不受到严厉惩处的。

  人民公社“左”的体制的冰封,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的。这个突破过程,实际上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二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实行包产到组。三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一是在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0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

  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又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如《农村六条》这样文件的颁发,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它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

  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为了保障秋播秋种,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借地渡荒”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一”,既不利于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生产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易导致利用职权、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妨碍生产的发展。并针对弊端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离。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五是在肯定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万里在这些会议上专门阐述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道理。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六是在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0月,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1980年1月9日,万里在接见农业经济管理学学者杨勋时说:“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播到全中国、统一全中国。”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1980年2月万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支持下,排除怀疑和非议,历经艰难和曲折,把包产、包干到户推向了全国。1982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自此,包产、包干到户在党的文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民边干边选择,干部边看边后退,到1983年时,包产、包干到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95%。这时,理论、学术界经过反复调查、讨论、研究,将包产、包干到户概括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历史的进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过程。尽管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生活是一步步否定了人民公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农村设立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全国有6.1766万个乡镇人民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92.6439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长达27年的人民公社完全退出了中国农村社会舞台。1992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议修改宪法中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现行宪法还有‘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当删去。”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公布实施。从这时起,包产、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法律地位。万里把人民公社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还主持了从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人们评价说,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

  1978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30477万吨。到1984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40731万吨,人均占有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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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吴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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