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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安徽改革历程

 来源: 人民网  时间:2015-07-17 14:28:21 作者: 宫礼 李家林

  197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陪同下,来到光明顶,接见气象站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第五篇]1978年安徽大旱万里支持“借地度荒”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这场大旱,让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

  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人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

  万里解释,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同万里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第六篇]从借地度荒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值得注意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多种形式。

  联产到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计酬形式,除定额记分、按时记分加评议(当时普遍实行的形式)之外,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联产到劳:即按劳力固定地块,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的典型,史料记载均是最先出现在滁州。时任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王郁昭在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中,详细记录下这一历史,当时滁州地区出现了新街、魏郢、广大三个典型,在大旱之年实现了大增产。特别是魏郢生产队,全队只有21户,101口人,男女整半劳力41人,分成两个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后,非常接近“包产到户”。

  张广友前往这几个生产队调研,写下《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等文章。张广友后来回忆,万里把劳动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看成农业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万里让张广友把几个典型结合起来,写了一篇《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报道,并请李瑞环把关。万里说:“李瑞环哲学学得好,理论水平高,又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和农民情况比较熟悉,请他看看。”

  张广友回忆,李瑞环看了之后,非常赞同和支持,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由于当时中央规定有两个不准,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在后来公开见报的稿件中,类似现象一律被称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者“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1979年3月,《联产计酬,责任到人》这个提法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标签:万里安徽改革历程
编辑: 毛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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