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徽州绩溪人，祖上历代以经营茶叶为生。胡适的父亲系同治秀才，后屡试不第，乃于1868年春初进龙门书院求学。该院院长，便是那位满腹经纶的著述《艺概》的刘熙载先生。后来，胡适父亲官至台湾知州和统领，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胡适的蒙师是他父亲，在胡适号称5岁（实为3岁零几个月）进学堂读书时，他已不用再读什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了。其时，小胡适已能认字一千。12岁的胡适离开故乡进了上海的梅溪学堂，听一位姓沈的先生讲《蒙学读本》。书中有一段话：“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说这是《左传》上的话。从小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便捧了书走到先生的身旁低声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从先生的红脸中，我们好像已经可以看出胡适这位人物的少年风采了。

　　胡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早在1915年夏季，胡适就已经认为白话是活文字，而古文则是半死的文字。在那时，他常常呼吁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在一首送给朋友的诗里，他第一次使用了“文学革命”这样一个颇具震撼力的名词。他从中国诗文的衍变，认识了中国文学的症结所在，他欢呼宋朝大诗人的绝大贡献，认为其意义“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提倡“要须作诗如作文”，反对“琢镂粉饰”。他痛恨“有文而无质”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怎么才可以救这‘文胜质’的毛病呢？”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经过不断的争论和思考，他终于认识到“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于是，胡适为了他的“文学革命”，开始试验白话诗，不久，其白话诗集《尝试集》问世。1916年10月，他写信给正编着《新青年》而春风得意的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8个条件，又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如火如荼的白话文运动，在陈独秀的推波助澜下，不失为“五四”时期的一道令人振奋的景观。

　　由于“文学革命”，胡适和陈独秀曾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在陈独秀被捕之后，胡适曾替陈独秀代编过《每周评论》。胡适在此期间，更是大谈特谈他的“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并且说“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对于这样的主张，政治兴趣甚浓的陈独秀等人，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冷漠。在代编刊物期间，胡适一方面无法避免谈政治，另一方面也不甘寂寞，便决定谈些基本的问题，于是，就写了那篇影响巨大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奇文。其意是针对那种“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并且“稍加批评”。他中气十足地指出，“不顾实际问题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众多的反对和敌视。这是一个文人和历史开的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玩笑，一心想避开政治的文人，一不小心便卷进了政治的漩涡。

　　一位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大奇观，横看成岭侧成峰，真实的面目，有待历史的检验与时间的洗礼。（李声波）

　　作者简介：李声波、媒体工作者，南京大学文学士，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