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利用义和团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

　　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号重黎，浙江桐庐人。清朝官员，官至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因主和直谏，与许景澄、徐用仪等五大臣同被处决，后得到平反，追谥忠节。

　　此人与芜湖大有渊源，难以磨灭。

　　光绪十八年(1892)，袁昶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上他整顿吏治，尊师重教，兴修水利，广植蚕桑，进行了多项变革。

　　清代的道是介于省与府之间的行政机构，府衙设在芜湖，兼管芜关税，时皆尊称袁昶为芜关道道台。在袁昶宦海生涯中，有近六年时间是在芜湖任上，也是他实践经世致用之学最难得的几年。

　　“今年自四月二十三日到任起，常关裁革陋规、汰除浮费、比较委员功过、整饬胥役惰勤，有司僚友笔秃唇焦，辛苦一年。”众所皆知，自芜湖开埠、米市确立后，芜湖的经济地位越发显得重要，袁昶这则日记，是以税收为突破口，治理经济环境；以廉政为核动力，提升行政效能。为此，他“以培养人心风俗，整饬民事吏事为己任”“以五事严约僚属”，提出了一揽子的改革意见与举措，如具体到禁绝门礼、不受私请等。一向倡导富国强兵、富国必先兴学的袁昶，以中江书院为基地，经多方筹措经费四千余两，增购基址，广拓斋舍，增设经义、治事两斋，新开实用诸学科。仿照江苏仪征阮焦山和浙江杭州灵隐寺藏书之例，创建尊经阁，捐募官私各刻新旧有用书籍数万卷。一时间，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文士荟萃兴中江”，成为天下美谈。如方志学家张国淦，自言“余自十七八岁，肄业芜湖中江书院，时袁忠节公昶分巡皖南，为诸生订课程，设有方志一门，他处书院课程均无此门。”

　　袁昶深知江南水乡问题莫过于水患。他捐银五千余两修筑江堤，并亲自察看工程。不到两年修好了从大关亭到澛港12里的江防大堤，还新筑江堤370丈，同时拆修各处陡门，以备水潦启闭。从此芜湖内湖外江圩垸所围数万顷良田，蓄池有资，旱涝有备，水灾大为减少，粮食产量大为提高。袁昶死后第二年，即1901年夏天，东南地区遭遇数十年未有洪涝，芜湖虽处于江湖众水之汇，而袁昶所修筑的圩堤却固若金汤。当地百姓发出“生我者，袁公也”的慨叹！

　　通过兴修水利，熟悉农业的袁昶发现芜湖一带也可以种植桑树。于是他筹措资金购来桑苗数十万株，多方收集养蚕植桑资料，还亲自从浙江请来有经验的人来芜湖教授乡民种桑养蚕纺丝。长此以往，“十百相传，风气渐开”，种桑养蚕纺丝也就成为皖南农民除种水稻之外的另一生存之道。袁昶还设课桑局，刻印《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专业书刊，即便他调离芜湖，他所倾力推广的农桑之道仍得以传继。

　　为官一任，造福四方。袁昶于芜道上主政时间虽然不长，好事实事举不胜举。甲午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不安，盗匪出没无常，给长江沿线尤其芜湖治安造成严重威胁。袁昶积极筹划防务，多方筹措资金招募乡勇组建“保卫编”一营。1902年，芜湖商埠巡警局正式成立，招募巡警三百人人，兵勇主要来自袁昶创建的保卫营，这是安徽最早设置的警察机构。战后，芜湖禁关，皖江南北谷贱伤农，百业坐困。“因民利而利之”，袁昶积极主张开禁，获得朝议支持。作为四大米市之首，轮船运米出口，缴纳厘税自始此。1896年，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袁昶还在芜湖率先设立新式邮政局，取代了旧有的驿馆和民信局……

　　光绪二十四年，袁昶奉调补太常寺卿，离开芜湖。史称其“在任五年，一意专注吏事、民事、农桑、学校，捐廉创导，次第兴办，皆有成效……以实心行实政类如此。”(民国《芜湖县志》卷44)袁昶在芜，深得民心。当他遇害的消息传来，全城哀恸，中江书院师生更是痛不欲生，汪宗沂含泪写下吊唁诗一首。袁昶昭雪后，芜湖地方将尊经阁更名为怀爽楼，后建袁太常祠于中江书院，汪畸撰《袁太常祠记》刻石传世。晚清名臣张之洞过芜湖写有四首七绝，表达了他对得意门生袁昶的深切悼念，其中第二首专写袁昶在芜德政，诗曰：

　　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

　　白叟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1936年，芜湖当地修筑怀爽楼，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写下“经国长才曾照世，成仁短眴欲呼天”的诗句以表哀思。上世纪90年代初，芜湖在青弋江上新建一座桥，取名元泽桥，然百姓常以袁泽桥称之，以为感恩，就连现在的许多出版物，包括地图、地方文献和报纸等，仍把元泽桥写成袁泽桥。毕竟，芜湖历史上还真的有过一座叫袁泽桥的桥，还有因桥而名的袁泽巷和袁泽桥街道，以及那一份难以割舍的怀爽情结。本文选自《芜湖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