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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江淮来,波起润河湾。
在阜南县朱寨镇三合村白庄润河湾北岸,有台家寺遗址,又称台家寺聚落。远远望去,几个矮墩子很不显眼。然而,随着龙虎尊、兽面纹尊等青铜重器的出土,这里一度成为考古专家关注的热点。
经过各方论证、考证,专家们为世人揭开了一段阜阳的高光历史:距今3000年前,这里是商王朝贵族后裔的聚集之地,也是商王朝为拱卫“江淮金道”“润水金道”而设置的军事重镇、交通枢辖和大型铜料集散中心。
这些奠定了台家寺聚落作为商代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的特殊地位,对于研究淮河文明史及中华文明发展演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阜南县朱寨镇润河沿线现代风光。特约摄影 王彪
考古发掘:
商代淮河流域高等级聚落中心
台家寺遗址是由一个大台墩、四个附属小台墩构成的遗址群。它的西侧是古润水河道,该河道曾于1944年和1957年,出土了兽面纹铜方鼎、商代龙虎铜尊、兽面纹尊等青铜器。
2014年至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系进行系统发掘。在三年时间内,清理出商代台基1处、房址16座、灰坑273个、墓葬7座,并发现了方形环壕、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陶范、卜甲、青铜器等遗物。
台家寺遗址台墩航拍图
考古发掘确认,台家寺遗址具有商文化遗存的面貌与性质,且与中原商文化具有类似性,其主体年代属于商代中期晚。这表明,台家寺遗址先民,应从中原商王朝贵族中分迁而来。
追溯起来,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灭夏后,在夏都附近另建新都,称作西亳(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以郑州商城为陪都,重点经略王畿之地。又武力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在新占领区设置军事要地、交通要冲、战略资源富集地等据点,采取封邦建国、授土授民的形式,分封诸侯,或委派王室宗亲管控。
早期,为了攫取长江中下游富集铜矿资源,满足青铜铸器需求,商王朝重点武力南下,以湖北盘龙城为中心据点,开辟了长江中游经淮汉地区北上中原王都的“南铜北运”交通线。
中期,商王室内部纷争不断,对“南土”的控制力弱化,南方土著族群乘机崛起,商族势力战略性北撤,失去管控、穿行于淮汉地区的“南铜北运”交通线随之衰落。后来,商王朝为获取长江中下游丰富的铜料资源,向东南方向开辟了南铜北运的水道——“江淮金道”。台家寺聚落,就是商王朝势力为开疆拓土、维系水道安全畅通而建立的军事重镇。
根据考古发掘物料,专家还推断,台家寺遗址属于淮河商文化遗址。与其同期的,还有阜南迎水寺、颍上铜台子、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寿县张飞台、长丰三江坝、固镇南城孜、蚌埠刘李老庄、凤阳古堆桥等。但是,台家寺遗址出现的环壕聚落、大型宫殿基址、高等级贵族居所、青铜铸造作坊、青铜容礼器、精细化装饰纹磨光陶器等,是上述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
台家寺聚落台墩分布示意图
此外,台家寺遗址之所以与众不同,还在于其遗址由一个中心大台墩、四个附属小台墩构成鲜明的功能分区,贵族与平民的墓地分区设置,青铜器、陶器的使用人群存在差异……这些表明,商代台家寺族群在掌控技术、资源、财富、权利等方面,有了等级分化。这种层级分化,是台家寺遗址不同于淮河流域其他遗址的重要特征。
总之,台家寺聚落的社会层级分化,主要体现在贵族宫殿、高等级墓葬、铸铜作坊等遗迹上,这是它作为商代淮河流域高等级聚落中心的重要标志。
2012年,台家寺遗址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入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19年,台家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阜阳目前唯一的国保单位。
鉴于台家寺遗址在淮河流域商代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为更有利于今后的发掘研究与展示利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遗址仅发掘主台墩3325平方米、墓葬区450平方米,并对已发掘部分进行了回填和封护。
商代龙虎铜尊(国家博物馆藏)
“润水金道”:
南铜北运枢辖与集散中心
上古时代,铜料属于稀缺贵重金属。由铜料铸成的青铜器,在古代文献中也常称作“金”或“吉金”,可见其稀缺性、贵重性。作为王室贵族权利与地位的象征,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加剧了对铜料的巨大需求,催生了繁荣发达的青铜铸造业。
但是在商代,中原王都畿地产铜量极其有限,铜矿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安徽铜陵、南陵,江西瑞昌,湖北铜绿山、大冶等。青铜器生产所需的大量铜、锡等原料需从远方输入,这也是商代频繁迁都、不断征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
考古发掘显示,距今约3500年,商王朝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盘龙城遗址建立军事据点,通过战争夺取铜绿山、瑞昌等地的开采与经营权,这些铜矿成为商代青铜制品的重要原料来源。周代铜器铭文中,“俘金”“献金”记载频现,说明商周王朝向南掠夺铜资源的史实。可以说,攫取铜料资源,是商王朝征伐、控制富集铜矿地区的要因之一。
为了满足巨大的铸器需求缺口,商王朝劳师远征,积极向南方开辟水上通道,将那里的大量铜料转运至中原王都。考古与文献研究表明,商王朝为获取长江中下游的铜料,建立了三条南铜北运交通枢辖,分别称为西线、中线、东线:
墓葬出土的铜戈
——西线“淮汉金道”,以湖北盘龙城为中心,由江汉平原北上,经过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北抵郑雒地区;
——中线“义阳三关金道”,由鄂东地区北上,利用桐柏—大别山脉南北河流谷地,经义阳三关北上郑雒地区;
——东线“江淮金道”,由皖南渡江北上,穿行江淮地区,抵寿县过淮河,再溯淮河支流古汝水、颍水等至中原腹地。
早中期,商王朝以湖北盘龙城为中心,通过西线南铜北运;中期以后,商王朝势力放弃盘龙城据点,退缩至桐柏山以北地区,西线衰落。中线须翻越义阳三关等地山区,跋涉艰难,故开发晚,使用频度低。东线大部分穿行平原,能充分借助便捷水运,在西线废弃后,便成为商王朝重点经略的南铜北运干线。
台家寺聚落中心发掘的大型宫殿遗址
目前,学界对商代的“江淮金道”主干道有较清晰的判断:它以水路为主线,即漕运,从长江沿岸的铜陵北上,经枞阳、庐江地区,分别沿巢湖东部、西部两条线,绵延北行。其中,巢湖西线经肥西境入淠河等,抵达寿县苍陵城;再渡淮,入颍上古润水,向西北而行;又入汝、颍水系北上,抵达中原王都。而巢湖东线的路径则不甚明了,大致经含山大城墩、肥东吴大墩北行,经寿县渡淮北上。
阜阳境内的古润水,亦称“润水金道”,属于“江淮金道”中的关键一段。它上启寿县苍陵城,渡淮入今颍上境内,沿古润水西北而行,经今阜南县朱寨镇台家寺遗址北部的润河,再入今临泉境内的古汝水,又西北而行,最后抵中原王都。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商代“江淮金道”大部分穿行于水系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其行抵中原王都的路径可能不只一条,但通过“润水金道”北上,是其中距离最近、行走最便捷、逆流航运阻力最小的路径。另一方面,先秦时期古汝水属淮河大支流,作为贯通淮河与古汝水之间便捷通道的润水,位居江淮衔接中原、夷族与夏族活动交汇地带,是中原王朝势力交通江淮夷族的前沿阵地与重要孔道。此系商王朝势力将扼守“江淮金道”、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枢辖设置于台家寺的要因之一。
墓葬发掘照片
商中期晚段开始,“江淮金道”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上、水陆兼程约1000千米方抵中原王都,路途遥远,路况复杂,要穿过众多夷族控制区或活动区。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商代,长途跋涉此“金道”转输大批量铜料至中原王都,无法由一个团队一次性完成任务,需要沿途设置若干个兼有军事据点、交通驿站、物流仓储性质的铜料中转站(集散地),再由多个运输队分时段、分路段、分批次接力搬转。
台家寺遗址先民聚落,就是上述背景下形成的铜料集散中心。其位置不仅居夷夏交融地带、江淮与中原衔接区的交通要冲,也恰好位于“江淮金道”的中部。所以从选址建立之初,该地就承负了“金道”枢辖、铜料中转集散等多重功能。
遗憾的是,台家寺聚落的存续时间颇短,又历经千年沧桑的涤荡与湮覆,如今世人无法确知昔日的尊显、繁华与辉煌。但从台家寺考古发掘来看,它确是“江淮金道”上的大型铜料集散中心。
铜爵出土的情景
拱卫“金道”:
淮河中下游地区军事重镇
先秦时期,在中原王朝势力南下入侵、渗透之前,长江中下游富集铜矿资源,一直为南方土著族群及江淮地区、淮河沿岸夷族族群所控制、开发、利用,与中原商族遥不相干。
《诗·鲁颂》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这说明直到西周时期,长江中下游产出的“南金(铜料)”仍为淮夷族群所据有,并成为淮夷族向周王朝纳贡的珍宝。
商王朝势力劳师远征,南下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那里的夷方国族争夺铜料资源并非易事:一方面要经过武力扑伐、沿途征服或交好众多夷族,方抵千里之外的江淮与长江沿岸地区立足、获取铜料资源;另一方面要建立漫长的“金道”交通线,将铜料源源不断地转输至中原王都。
商代兽面纹铜爵(国家博物馆藏)
为确保“金道”安全畅通、在穿行众多夷族控制区时铜料不被阻拦或抢掠,还要在“金道”沿岸建立诸多军事据点以拱卫“金道”、镇服夷族。显然,只有在商王朝国势强盛时,才有足够的武力扩土南疆,实现攫取“南金”的战略目标。若国势衰微,无力控制南土夷族,强大的夷人国族就会挤压、驱逐商族势力,迫其退出淮水以南地区,商族“金道”亦随之冷落或废弃。
商代“江淮金道”分江淮段、淮水段、中原段三部分,沿途山地、丘陵、平原、河湖等路况复杂,又穿行众多夷族控制区,因此长途转输铜料风险极大。在王畿以外夷族控制区的“金道”沿岸,构建军事据点以保障铜运安全,至关重要。
商代中晚期,“江淮金道”沿岸的商族据点众多,如开封虎丘岗、民权吴岗、杞县鹿台岗、柘城孟庄、夏邑清凉山、鹿邑栾台、阜南迎水寺与台家寺、颍上铜台子、寿县仓陵城与斗鸡台、霍邱红墩寺、六安谢后大墩子、肥西大墩孜、含山大城墩、枞阳小北墩、铜陵师姑墩等,台家寺是其中规模等级最高的军事重镇。
就淮河沿岸众多考古发掘的遗址而言,诸如阜南台家寺、颍上铜台子、寿县张飞台、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长丰三江坝、固镇南城孜、蚌埠刘李老庄、凤阳古堆桥等,台家寺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军事重镇。
商代台家寺聚落与润水金道、江淮金道的关系图
淮上明珠:
青铜铸造业与青铜文明中心
商王朝势力选择台家寺作为控制“江淮金道”的军事重镇、交通枢辖与铜料中转集散中心,有着政治地缘、军事地理、漕运交通诸方面的综合考量。
从地理位置看,台家寺聚落所在的“润水金道”,是连接淮水与古汝水、北上中原王都的便捷廊道,它位于“江淮金道”江淮段和中原段的衔接与过渡地带,上承淮水南岸的寿县仓陵城,下渡古汝水西北行。设军事重镇于此,对镇服夷族、拱卫“金道”意义重大。从政治地缘看,今阜南、颍上、寿县、凤台一带,既是先秦夷方、淮夷族群的聚居与活动区,又是水陆辐辏、舟车交迹、夷族杂处的动荡之地,社会秩序难以管控,“江淮金道”穿行于此,铜料运输安全隐患大。
在润水沿岸的台家寺构建军事据点,具有管控区域社会治安、确保“金道”安全畅通等目的。从交通安全分析,“江淮金道”江淮段,主要利用水运通行,中原段则是水陆兼程。当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料渡淮、入润水,运抵台家寺中转站后,下一路段则要涉汝、颍二水后陆行。大批铜料运抵台家寺遗址,需要仓储保管,故需强大的武装力量驻此以确保安全。台家寺聚落由此具备了军事重镇、大型铜料集散地的性质。
商代台家寺聚落的“金道”枢辖、大型铜料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催生了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与青铜文化。该聚落由此发展成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台家寺遗址附近发现高等级青铜器群、中心台墩发现铸铜作坊遗迹,见证了聚落作为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往昔曾有的辉煌。
商代台家寺聚落有几次重要的青铜遗存发现:1944年台家寺西侧润河湾出土兽面纹铜方鼎1件、兽面纹铜鬲12件。方鼎重70公斤,尺寸不详,流散社会后不知所踪。12件鬲流散社会,其中7件现为国家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收藏;1957年台家寺西侧润河湾出土青铜器8件,计觚2件、爵2件、斝2件、尊2件,现为国家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收藏;2014年至2016年台家寺主台墩环壕内东北部发现青铜铸器作坊,主台墩南部发现多座填埋大量青铜铸范的灰坑。
这些铸铜作坊遗迹遗物中,陶范器型有装饰圆圈纹、兽面纹的斝、鼎、觚、爵等。台家寺遗址的西侧商代墓葬区,曾出土爵、戈等多件青铜器。此外,流传于日本的兽面纹牛首青铜尊1件,为千石唯司私藏,有文章记述也出土于台家寺旁的润河湾。
上述几批青铜器,器型大而厚重,纹饰繁缛精细,其中龙虎尊、兽面纹尊、兽面纹方鼎皆系罕见重器,通体饰繁缛细腻的兽面纹、变体几何纹,高浮雕、圆雕铸造龙虎形、兽面形,技法精湛,生动传神,代表了商代中晚期青铜铸器的最高工艺水准,属国宝级珍品。
高等级青铜容器群的发现,表明台家寺先民不仅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器技术,还从事了祭祀等复杂礼仪活动。
淮河沿岸与台家寺出土器年代约略同期的青铜器群,有寿县苍陵城出土斝、簋、钺3件,明光泊岗出土觚、爵、斝、罍4件,淮南博物馆藏斝、鬲2件,蚌埠博物馆藏斝1件。江淮环巢湖一带,与台家寺出土器年代约略同期的有肥西馆驿觚、爵、斝等5件,含山大城墩附近孙戚村出土觚、戈2件。淮河下游古堆桥遗址虽未出土青铜容器,但发现了熔炉残壁、陶范等铸铜遗物,表明古堆桥先民也有青铜铸器活动。
上述材料与台家寺出土的青铜器群比较,在数量、体量、厚重、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均逊于后者,表明台家寺聚落与沿淮、江淮地区众多聚落比较,拥有与青铜铸器活动相匹配的大量财富、充裕铜料资源与精湛工艺技术。
台家寺聚落的最高主宰者,来自中原商王室贵族,他们在承担拱卫“金道”、镇服夷族、集散铜料职责的同时,也拥有了获取、使用大量青铜资源的特权,进而为族群青铜铸器大大提供了便利。这一获取青铜资源、开展青铜铸器活动的优越条件,是淮河沿岸其他聚落点所无法具备的,因此台家寺聚落发展成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台家寺遗址省保标志碑
遽然衰落:
台家寺聚落兴衰的社会动因
据调查发掘成果所确定的台家寺商文化主体年代,为考古学分期中的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相当于商中期晚段,前后存续时间约百余年。殷墟一期后,随着台家寺商族群体迁离本地,该聚落遽然衰落。
台家寺聚落的兴废,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
古汝颍水系,史前至先秦时期是中原腹地先民族群通往江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论者称之“汝颍廊道”。商王朝势力沿淮东进、南下江淮与长江中下游沿岸,“江淮金道”转输皖南铜料北上中原王都,均频繁借助汝颍廊道通行。
商中期,随着盘龙城中心据点衰落与消亡,西线“淮汉金道”转输“南金”活动渐止,商王朝转而向东南方向重点扩张,开辟与维系“江淮金道”转输“南金”。位居“江淮金道”关键路段的“润水金道”由此勃兴,控扼“江淮金道”、中转集散“南金”的台家寺,则迅速发展成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军事重镇、聚落中心。
晚商时期,随着王朝政治重心——王都的不断北移,商王朝对南方地区的经略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即商王朝势力实施战略性北撤、逐渐放弃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而退至淮水一线。这一变化,表明“江淮金道”转输铜料活动,已不象过去那样在商王朝势力全程控制下安全畅通,而作为“金道”上承载军事重镇、交通枢辖、大型铜料集散地诸多功能的台家寺聚落,此时已失去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故商王朝势力不得不迁往他处。
晚商时期,江淮及沿淮地带仍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主要分布于今项城、临泉、阜南、颍上、寿县、六安、肥西、合肥、舒城、滁州等地,表明此期淮河中下游沿岸、江淮地区虽不为商族势力完全控制,但仍与中原王都——商王朝核心区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与交往。
换言之,晚商时期“江淮金道”的南铜北运活动并未完全废止,商王朝仍在利用这条“金道”获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料,只是获取的方式较以前有了变化——商早中期以武力征服、掠夺或夷方国族纳贡的方式为主,商晚期则采取和平贸易、对等交换等和平方式进行。
令人好奇的是,台家寺聚落废弃后,此地的商族族群迁到哪里去了?
考虑多年来颍上王岗郑小庄、郑家湾及赵集王拐村一带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晚商高等级青铜器群,加之方志记载晚清时期王岗白马湖畔多次出土了商周青铜器,可知颍水河畔的王岗高台地遗址——汉代称为“郑城”、《水经注》记为“蜩蟟郭”的古老地方,实则是商晚期一处规模和等级较高的先民聚落。
“蜩蟟郭”这一古地名释义,见于金文的“蜩”和“蟟”,分别为“周”和“寮”的异体字,暗示此处本为一处周代城邑废墟,而其附近出土的大量晚商青铜器,则表明此地有着更早的城市——晚商城邑。
台家寺聚落废弃的年代下限,在晚商殷墟一期之后;而王岗白马湖畔商族聚落兴起的年代,也恰在殷墟一期之后。两者存续年代的前后衔接,引发专家猜测——颍上王岗晚商聚落,应是商族群废弃台家寺聚落之后,东迁王岗时构筑的新聚落。
比较淮河沿岸众多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与性质,有论者认为,颍上王岗聚落是商王朝势力从淮河沿岸北退中原时,所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商王朝势力放弃台家寺聚落、东迁颍上王岗聚落的要因,与王岗居颍淮交汇要津、南北咽喉的重要政治地缘、军事地理和漕运交通价值密切相关。若如此,则可认为商人族群废弃台家寺东迁,是一种因应时势变化、维系与江淮夷族交往的明智决策。
史遗无言,文明有痕。唯有不忘先民足迹,方能守好文明根脉。
(本版图片由阜阳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