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日报8月23日讯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是带头兴起农村改革的省份之一。在推动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发展方面，邓小平做出了伟大贡献。

　　       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激发安徽农村改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思想路线的端正激发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颁布《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突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求逐步向大队核算过渡等条条框框，规定“尊重生产自主权”，“一组四定”（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1978年春，包产到组在安徽出现。这是一种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背道而驰，过去是长时间被禁止实行的，它的出现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省委做出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的决定。不久，包产到户就从山南公社传播到肥西县，又蔓延到全省各地。与此同时，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创立了“大包干”到户，找到了一种彻底克服人民公社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办法。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农村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六条》的推出，扭转了“农业学大寨”的做法；集体联产，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家庭联产，彻底改变了人民公社僵化的生产管理方式。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安徽农村改革兴起的过程。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安徽人民在省委领导下，自发地和自觉地贯彻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结果，而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首先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热情支持农村改革 引导改革健康发展

　　安徽农村改革兴起，一开始就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六条》推出后，邓小平大加赞赏。1978年春，他在出国访问路过成都时，对四川省负责人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他还亲自将一份《六条》交给了四川省委负责人。不久，四川省委制定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十二条》规定。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之行过程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其中包括搞农业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从县、公社到大队、生产队，都要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一个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是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些谈话和讲话精神，无疑是对安徽推行的新的农村政策的充分肯定，使省委和全省人民得到莫大的鼓舞。

　　安徽推行新的农村政策，掀起农村改革，在一些深陷“左”的思想束缚而不能自拔的人眼里，就是“离经叛道”，他们很快提出种种非议，引发争论。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产生和发展，非议之声更加强烈。在此困难时刻，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安徽农村改革。1979年6月，万里在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推行的责任制情况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指出：“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7月10日至16日，邓小平视察并游览了安徽黄山。在7月15日召开的由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谈到如何发展徽州山区经济时，邓小平指出：“你们要搞生产责任制，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搞好生产。”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实际上是对引起争论的反对者的委婉批评和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大力支持，安徽农村改革获得了坚强后盾，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在江淮大地上快速发展。正如他后来所说：农村改革“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争论”这一发明，不仅为联产责任制在安徽的兴起和发展赢得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了改革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成为后来中国改革进程中必须遵循的重要经验。

　　     关键时刻表明态度 推动改革快速发展

    1980年1月初，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总结两年来农村改革的经验，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加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在同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经营管理会议上，围绕包产到户姓“资”姓“社”问题依然出现了激烈争论。

　　在外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安徽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伐不得不变得更为谨慎。已调到中央工作的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和由此引起的争论。4月2日，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成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一定要放宽，调动起每家每户的积极性，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定的社会主义性质。要解放思想。

　　但是，4月下旬，在芜湖召开的南片几个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上，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愈演愈烈。在此期间，省内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在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出现强烈的对立，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安徽的农村改革此时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万里对此情况十分清楚，他除了鼓励安徽的农村改革要坚定信心，更重要的是盼望和争取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出现，以阻止安徽农村改革形势的逆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是在农村改革兴起阶段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时，邓小平做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不仅使安徽农村改革避免了夭折的危险，也推动了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

　　6月初，谈话精神传到安徽。自此，争论逐渐平息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速度也随之加快。到年底，全省共有78%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分别占44.8%和21.08%。到1982年6月，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36.8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5%，基本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工作。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生产队领导下的包产到户是依存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包产（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落下了“户口”。1982年1月1日，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包产（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到1984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包干到户的推广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发展的方向，促进人们不断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村改革的兴起和逐步向前推进。他主张不争论，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通过实践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使支持者坚定信心，疑惑和反对者逐步转变态度。在农村改革面临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做出论断，平息激烈争论，化解改革夭折的危险，推进改革发展。由此可见，他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