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在线、中安新闻客户端讯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有效遏制了“醉驾”“飙车”等恶劣交通行为发生，对预防和减少因“醉驾”等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交通秩序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经过梳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发现，危险驾驶犯罪发生率（主要是“醉驶”）逐年攀升，居高不下，2019年有31.9万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4.6%，成为第一大罪，2020年全国法院审理“醉驾”案件28.9万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5.9%，2021年1月至9月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危险驾驶罪263281人，同比上升30.6%，仍然遥居榜首。

　　“每年有30多万人被打上‘罪犯'的烙印和标签，使数十万个家庭陷入窘境。”周世虹说，对危险驾驶人而言，如果因“醉驶”构成犯罪并判刑后，会纳入个人信用记录，限制贷款、消费，终生禁驾；公职人员将会被开除公职、党籍，单位职工会被解除劳动关系，特定从业者会被吊销执照，不能报考公务员、参军入伍；同时还会“株连”家庭子女，子女报考相关重要岗位和职位，将无法通过政审；甚至丧失了就业权和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有学者建议将刑法133条之一修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周世虹认为，增加“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为构成犯罪设定客观要件，增加了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因素，即不改变抽象危险犯的定罪条件，但定罪的前提不再是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状态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定罪门槛，减少犯罪发生率。“另有专家建议，鉴于‘醉驾’案件，酒精含量是一个硬性标准，同时还要从‘醉驾’行为的罪过、是否真正具有危险性、综合性评价等来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做到主客观和罪责刑相一致。国外立法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周世虹说。

　　同时，周世虹还建议降低危险驾驶罪的附随制裁效果。“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轻罪，醉驾人并非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一般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只是偶然错误越过刑法底线的普通公民，而且是能够回归社会正常工作生活的人。”周世虹说，犯罪后附随的制裁通常比刑事处罚更为严厉，如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等，而且还“株连”子女。他建议修改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判处缓刑的不予开除、辞退，同时由于犯罪人的行为与子女无关，应规定不得影响子女入学、入伍、就业、进入重要岗位工作的政治审查，严防对子女和亲属实行“株连”。

　　此外，加强技术预防，控制“醉驾”犯罪。对“醉驾”进行事后查处、严厉处罚，并不是消灭“醉驾”的根本办法或最好办法，周世虹建议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手段预防控制“醉驾”，更有利改变现状。“如在机动车上强制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增加犯罪的物理性障碍、增加犯罪的难度或被发现的可能性，以实现预防醉驾犯罪，减少犯罪。日本、美国等国家已开始研发并付诸实施。”（记者 史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