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神州四面八方，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之一，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曙光熹微，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展序列清晰明了，犹如一条伸展苍枝的文化藤蔓，既串起斗转星移的时间，又系起山川阻隔的空间。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崧泽文化，并不局限于上海崧泽，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乃至浙江嘉兴南河浜，这是一片广袤的文化聚落群；良渚文化，并不屈居余杭一隅，她反哺着源泉流淌的苏皖故地，展开一张辽阔的古代文明拼图。无言的遗址，折射着长三角史前文明开拓前行的铿锵步伐；相近的礼器，印证着长三角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光流影。

　　长江浩荡，奔流万古，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五千多年前，骄傲的先民就在长三角的土地上不断密切着血缘的交融、文化的交流，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湍流，成为亘古以来长三角文化血脉的源头，并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江大河，至今滋养着华夏亿万生灵。

　　安徽凌家滩遗址

　　把中国文明社会提早300年至500年

　　1985年，凌家滩遗址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自1987年以来，先后开展14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墓地、祭坛、作坊、建筑遗迹、多处居址，以及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经测定，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

　　2019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并作为长江流域5处区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纳入到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

　　新一轮发掘，揭露了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确定该大型红烧土遗迹距今约5500年至5350年，亦即凌家滩最繁盛时期。同时，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石钺、最大玉璜，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唯一一件龙首形玉器。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首次发现大型仪式活动相关遗存，证明遗址核心区不仅存在高等级墓地，也是重要仪式活动区。发现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这是钺被确立为权力象征的最早明确证据。

　　“近年来，以崧泽社会的视野认识凌家滩及类似遗存的功能和性质，成为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介绍，凌家滩遗址以其体现崧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祭坛、墓地、大型公共建筑、内外环壕防御体系和优越位置环境，高度发达的玉石器加工业，明显的社会分层，统一的宗教信仰，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华文明曙光的典型代表性遗存之一和中华早期文明的代表——良渚古国文明的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如果说良渚是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凌家滩遗址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

　　江苏东山村遗址

　　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

　　1989年，东山村遗址发现于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经过几次发掘，清理出多处房址、灰坑、墓葬，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玉器数百件。

　　东山村遗址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早中期。崧泽遗址墓葬之间主要通过随葬陶器和玉石器的数量显示初步的社会差别，但差距较小。东山村遗址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这种分区埋葬现象，在长江下游甚至在全国都是首次发现。

　　东山村遗址高等级大墓随葬有大型石钺、长条形石锛，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代表军权或王权。随葬的玉器多，种类有璜、瑷、钺、镯、玦、环、管、珠、坠、凿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造型的玉器，如环锥形玉饰、钥匙状玉饰、“G”形玉饰、鱼钩形玉饰、带柄钺形玉器等。

　　随葬品最丰富的90号墓，出土了65件（套）陶、石、玉质文物。墓主在下葬时，身边放着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头边放着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玉璜，耳朵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戴着玉镯，手边和腿旁放着表明身份的石钺，脚边还放着大型石锛。按当时的社会水平，若非一个族群全盛时最高贵的人物，不可能有如此排场，因此考古学家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崧泽王”。这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力证了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

　　“发现高等级墓葬的东山村遗址，和属于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性质的凌家滩一样，都揭示了崧泽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文化面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如是说。

　　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与小墓的分区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出现，证明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后，社会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因此，如果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那么东山村遗址好比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上海崧泽遗址

　　承上启下的崭新时代

　　1957年，崧泽遗址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经过发掘，出土了石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等大量珍贵文物。1979年，根据崧泽遗址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提出了“崧泽文化”的概念，这是上海地区用本地地名命名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因崧泽遗址而命名的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重要一环，绝对年代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崧泽遗址的发现为研究马家浜文化的去向、良渚文化的来源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资料。2021年，崧泽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崧泽文化在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上都有重大进步，发明了管钻穿孔、犁耕农业和快轮制陶等技术。崧泽文化还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信仰和一定的礼仪制度，如墓葬中男性陪葬石斧、女性佩戴玉璜。

　　“崧泽文化和崧泽社会以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的长江中游、中原、海岱、西辽河流域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社会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高度复杂化、层级化是崧泽社会的基本面貌特征，不妨形象地称之为‘社会金字塔’。”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认为，构建崧泽社会金字塔的，是包括上海青浦崧泽，浙江嘉兴南河浜，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高淳薛城、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马鞍山烟墩山、芜湖月堰等遗址在内的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流域沪、浙、苏、皖境内数百处崧泽文化聚落群体。

　　作为大崧泽文化圈的凌家滩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其相当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2007年，凌家滩遗址发掘的23号墓，揭示了一座上下2层至6层，由钺、璜、玦、璧、锛、龟等300多件玉石器构建的崧泽文化晚期“玉敛葬”，神权祭祀阶层在崧泽社会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在凌家滩的出现，体现了崧泽社会强大的统一规划布局和组织管理能力。”叶润清认为，凌家滩揭示了崧泽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文化面貌。

　　浙江良渚遗址

　　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镇，又称良渚遗址群或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和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年代为距今5300年至4300年。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中良渚古城遗址为整个良渚社会的“王城”。自2007年发现并确认良渚古城之后，经过10余年不间断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对良渚古城的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已经有了基本认识，古城城址区可分为四重。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可见良渚先民规划古城之时视野之广阔。遗址先后发现不同阶段的良渚文化房址、成排分布的房屋台基以及石头盲沟组成的排水系统、神庙建筑基址、碳化稻谷堆积等遗迹。

　　良渚遗址还发掘出土大量玉器、石器、骨器等古代遗存。“玉器被视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在以钺、璜、镯、璧、琮和玉人、玉龙、玉鹰等共同构成的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中，除玉琮为良渚文化所特有外，其他主要玉礼器在崧泽社会均已出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说，无论是主要依赖神权凝聚的崧泽社会，还是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王权占主导地位的良渚早期国家，祭祀礼仪活动都是其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城市体系及庞大的建筑工程量等均表明，良渚古城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

　　良渚遗址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规模宏大、要素齐全，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和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作为实证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无新石器时代和早期文明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