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长三角文化论坛”在合肥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江南文化研究，推动江南文化传承创新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共同使命，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版特摘登此次论坛专家发言。

　　上海文化中的江南文化基因

　　陈思和

　　上海文化，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发生在开埠以后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近现代上海主流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构成中最主要的两大要素，其中海派文化代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半殖民地文化的同体共生，江南文化代表了前现代化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变革与再生。江南文化区域范围在长三角，也可以理解为长三角文化。我选取两部上海地区的文艺创作，通过对作品文本的解读，尝试分析上海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江南文化（即长三角文化）基因，考察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究竟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独角戏《十三人搓麻将》：长三角文化是形成海派文化的重要基础

　　上海过去有个单口独角戏保留节目《十三人搓麻将》，这个剧目最初是电影喜剧演员韩兰根主演的，韩兰根一个人用五种方言表演宁波人、苏州人、山东人、浦东人、苏北人五种不同籍贯的上海市民搓麻将而发生争吵的喜剧，后来经过许多滑稽艺人的丰富、扩充，最后定型为“十三人搓麻将”，也就是用十三种方言来表演这个剧目。这些方言可以分几个层面，非常典型地呈现出上海普通市民构成的语言文化特征。第一个层面是浦东话（上海郊区的一种方言，属于本土文化）；第二个层面包括崇明、苏州、无锡、常州、常熟、丹阳、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方言，属于苏浙地区，也就是长三角地区的多种语言；第三个层面是苏北话、山东话、广东话等，属于更远地区的方言。那么如果我们把第一、第二层面的语种，再加上安徽皖南地区的语言，就是相对完备的长三角地区的方言区域。

　　剧目的沿革历史，大约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从最初的五个不同方言的人搓麻将，到定型后的十三种方言，看得出上海人口成分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就像海潮一样，一拨一拨，不断流入上海。移民带着原乡文化来到上海，经过社会实践，一边不断吸收世界的现代先进文化，一边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文化，靠着群体的力量，把上海这个城市打造成现在这样一个海纳百川、中西交流、融汇各种优势、勇于开拓创新且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这一种文化，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海派文化”。回顾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即《十三人搓麻将》时代的上海，构成海派文化的基础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长三角的人口流动构成了上海基本人群。江南文化即长三角地区文化是海派文化形成过程的重要基础。海派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和融汇了大量的长三角文化基因，两者之间拥有了共同的生命体。

　　散文《后滩》：上海本土文化传统是一个被遮蔽的文化空间

　　《后滩》是一篇当代抒情性散文，是上海著名演员奚美娟为纪念上海浦东开发三十周年而作。文章回忆了作者童年时代的后滩印象，从一个黄浦江边的自然村落所发生的历史演变中，见证上海浦东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篇散文描写的后滩，是在浦东靠近黄浦江南边的一个自然村落，它“顽强而悄悄的蛰伏在黄浦江南边的转弯处”，隔着黄浦江向北望过去，就望得见浦西市区工厂林立，浓烟吞吐，从现代工业发展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作者的笔下，后滩体现了一种文化，它被夹在传统的大浦东农村平原和新兴的现代大工业之间，因为一江之隔，使它与迅速崛起的海派文化有了距离，更多的是附属于传统的江南农耕文化圈。如作者所描写：“在几乎没有声息的日常里，喝着黄浦江的水，日夜辛勤的劳作，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养育着繁衍着自己的子女；在岁月的冲击下，后滩的子民们，千回百转地与上海的租界文化，以及其他外来移民一起创造了上海的辉煌业绩。”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后滩文化不是以租界为核心的海派文化，也不是各种各类流入上海地区的外来移民文化，它是属于传统的上海本土文化，但也与前两种文化一样，参与到了当代大上海文化建设中。上海本土文化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虽然被边缘化了，但并不是孤立、静止地被边缘和被遮蔽，它始终是在场的，而且还不断产生文化的吞吐活力。

　　《后滩》反映了上海边缘地区的本土文化如何独立地形成自己的样貌。在租界为核心范围的海派文化圈以外，它也有自己独立的本土文化传统，以长三角文化为背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包括海派文化）的精神营养，形成一种更加接地气的、朴素而开放的文化。历史上的上海本土文化，也是在不断接纳外来移民的文化。正因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传统比较开放，比较先进，不保守不腐朽，具有面向世界、海纳百川的好基因。上海是托福于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才能够在接触了西方文化以后，很快就脱颖而出，形成蔚然大观的海派文化。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一级教授）

　　水是江南经济发展的自然动力

　　范金民

　　人们习称的江南，北依江，东濒海，南临钱塘江，运河贯穿南北，沟通与全国其它地区以至世界的联系。水是千余年来江南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自然动力，是江南社会持续兴盛的命脉，是内部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纽带，更是江南对外联系走向世界的便捷通道。

　　水利是江南农业的命脉

　　江南文化兴盛的基础本是发达的农业。江南自东晋开国直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末年时，江南依赖自然地利，处于迅速开发和农勤田亩的过程，人们一切生活所需包括所谓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出于田亩收入。

　　隋代，江南苏州等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唐代苏州一带，“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直到其时，江南经济发展有赖丰沛水量，依靠的都是农田水利的发达及其有效利用。自北宋起，直到明中期，江南一直处于农业经济的开发过程中，农业经营有剩余，可以致富。北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特别是塘浦水利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水稻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明中期，江南不少地方特别是常州东部直到苏州，农田水利仍在兴起过程中，农业积累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江南千余年来的繁荣，前五百年靠的是农业发达，而农业发达奠基于水利良好，水利是江南农业的命脉。

　　水系是江南生产生活的血脉

　　明代万历中期（1600年前后），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说，江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商贾舟航易通各省”。民国时期，“大部分近处步行，远处乘航船……50年代航船由轮船代替。”这是民国以来江南水乡的出行方式。

　　历史上，南宋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江南水乡崛起了星罗棋布式的大大小小的市镇，水道将这些市镇串联贯穿起来。依河而兴的市镇，基本都沿河或穿河而过，或呈一字型，或呈十字型，或呈丁字型，大的市镇或呈若干个十字型。两条水道交叉、十字中分，是江南市镇的典型格局之一。

　　这些地处水运交通要道的市镇，实际上就是江南农家出售农副业剩余产品甚至大宗商品、补充日常生活或手工业用品的场所。四周乡民以此为中心开展副业商品生产活动，依靠这类市场从外地或更高层级市场输入生产生活必需品。同在江南，明中期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后，大宗专业商品如丝绸、棉布生产区的民众，其生产生活展示出更为繁复壮观的景象。

　　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无论市场层级如何，也无论如何发生对外联系，毫无疑问，都是借由自然地理条件依凭水道交通实行的，水是贯通江南民众对外联系的血脉，在江南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着不可须臾或缺的作用。

　　水道是江南对外商运大通道和生命线

　　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以至世界各地的对外通道，主要有三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横亘北境的长江和逶迤南北的东部海道。

　　明永乐九年（1411年），大运河全线贯通，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运河淤塞的将近5个世纪中，运河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长江运输兴起于明代中期，其时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明后期，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不断输往苏州、杭州，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民食。

　　东部的南北海道兴起较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海运贸易获得合法地位，商品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江南与山东、关东之间，形成以豆为主的北货南下和以布为主的南货北上的流通格局；江南与闽粤之间，形成花布、绸缎与蔗糖、洋广杂货的对流格局。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空前繁忙，上海开始以海运业中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以中心城市的形象跻身于江南城市群体之中。

　　明清时期江南的这种对外商品流通大格局，是奠基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之上的。明中期起，江南经济构成由农业作物种植转向手工业商品生产，江南日益形成棉布和丝绸两大商品生产基地和书籍等文化用品制造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中期以来的江南，既是全国交通最为发达之区，更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为发达之地。

　　作为江南经济发展最突出标志的国内外贸易，均是通过三大水运通道完成的，水道的畅通，是江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江南商品生产兴盛期和经济发展快速时期，也正是运河、长江和沿海海道通畅时期，水道与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既重且大，便捷细密的水运通道确保了江南的商品生产和城市发展对外通道的畅达无阻。

　　（作者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长三角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潘捷军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既经历了中国现代化从19世纪中期起步的艰辛探索，也见证了从20世纪中后期“历史性突破”到当今全面小康“历史性跨越”的辉煌成就。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维度，在一般规律和自身特征的结合上谋新篇、开新局，对其能否继续领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既遵循规律又彰显特色是近现代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历史选择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及二战后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现代化学术体系，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也为我国发展所重视和借鉴。同时其后的发展事实还表明，无论是实践和理论探索，现代化在中国都是一个由起初“外在拉动型”向“自觉内生型”与时俱进的深化过程。

　　鸦片战争的残酷事实使灾难深重的中国日益觉醒。为此，借鉴西方先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经验等一般规律，以兴办军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对外贸易往来为主要形式的通商口岸在江南沿海一带率先兴起。尽管其时长三角等地已通过开设通商口岸、兴办洋务等种种开放之举来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但仍然屡屡受挫。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通过领导工人运动等一系列实践，才使中国现代化之路渐入正轨并初显曙光，同时经长期艰辛探索最终收获硕果。在此意义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始于19世纪中后期，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却应始于20世纪早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样，长三角地区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发展先机，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早土壤之一，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在其后影响以至领跑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因。

　　三个“历史性”特征是长三角地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显现的现实优势

　　我们认为现代化在中国是一个由起初“外在拉动型”向“自觉内生型”与时俱进的深化过程，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就是明证。它在这一进程中既具有历史先机，更具有现实优势，关键是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从改革来看，改革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发展资源禀赋等基础条件的客观制约，以及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制约。从现代化意义看，只有通过改革改变传统落后面貌及体制机制弊端，中国才能向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更进一步。因而改革成效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就，实际也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如果说“改革”相对侧重于以内向视野对国内长期以来存在问题进行重大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开放”则是中华民族实现立于世界之林复兴梦的外向战略。“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突破”。

　　长三角地区无疑是最早尝到改革开放“头口水”甘甜的地区之一，也是受益最多最大的地区之一。据统计，2022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29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比重与上年基本保持一致。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是长三角地区未来继续领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胜法宝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从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首先，要善于以辩证“识变”科学地认识把握战略全局。由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往往是由多重因素环环相扣且相互影响制约的复杂格局，因而辩证识变既是应变求变的基础，实际也是选择现代化路径的前提。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并防止全局战略的顾此失彼，畸轻畸重。

　　其次，要善于以敏锐“应变”增强战略的主动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应在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中果断抉择，力求占据主动并驾驭局势，全力促其向好的一面转化。

　　最后，要善于以主动“求变”不断引领开创战略新局面。长三角地区所具有的历史先机和现实优势，使其显然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有条件，即不仅要善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领跑，而且要勇于率先成为赶超先锋，以至成为未来世界现代化的领跑者。这就既需敏锐识变、积极应变，也需要或者更应当主动求变，即在审时度势基础上未雨绸缪，以改革勇气、创新智慧对未来趋势超前预判并主动发力。

　　（作者系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浙江省方志办原主任）

　　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刘伯山

　　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保持长期稳定与繁荣，有着强大的思想基础，它的根本是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具体展开有两个基点。

　　基点一：理学。它是继先秦孔孟儒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儒学之后，至两宋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奠基者是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俩，集大成者是南宋时期的朱熹，故两宋理学又称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思想，不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更是让儒家思想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

　　但理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论争。在南宋淳熙二年著名的“鹅湖之会”上，朱熹的“理学”认为“性即理”，认识上强调“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以穷理；而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即理”，认识上强调“尊德性”，主张“发明本心”以明理。由之形成了理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与路径，尽管朱、陆两人晚年的学术思想上有相融表现，元代理学界还出现“和会朱陆”的研究，但理学发展的这两条路径之后一直存在。

　　明代时，朱子之学已是官方之学，占据统治地位，但心学发展也获得极大成功，几撼朱子理学的地位。这其中，陈献章是开启者，湛若水是完善者，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是集大成者，其后弟子甚多，世称“姚江学派”。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格物致知”，认为“理”既已化生为宇宙万物，则人秉其秀气，人心又自秉其精要，故“理”皆在人“心”，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口号，如此观点，对普通民众和工商业者的影响与触动很大，尤在江南地区体现最为直接。

　　阳明学之后的发展，以王艮“泰州学派”为代表。王艮之学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王艮善于讲学，弟子甚多，在《王艮五传弟子师承表》中就收录了487人，著名的有焦竑、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

　　南宋以后理学发展存在上述两条路径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儒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有两个向度，既要上承“内圣外王”思想传统，又该成为活在当下人们需要遵从的“规则”；既要讲“礼”，又要凭“良心”。二者一里一外，相得益彰。

　　基点二：事功主义思潮。这是南宋时与理学相鼎峙的另一个重要学派，反对空谈义理，讲求功利实用，多以“浙东”人士为代表；初发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之后一直传承，形成自己的路径。

　　谈到中国南宋时的学术争论，学术界最津津乐道的是“朱陆之争”，其实，当时还有“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与朱熹之争。

　　浙江永康人陈亮是南宋事功学派著名学者， 针对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义利对立起来的做法，陈亮主张道德与功利要实现统一，认为：“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浙江永嘉人叶适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针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予以尖锐批评，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义和利统一。

　　浙东事功之学发展至明末清初，形成著名的“浙东学派”。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为代表。他们高扬求真务实大旗，倡导“经世致用”，主张义利并重；反对“重本抑末”，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事功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整个江南地区，还逐渐向西、向西南、向南、向西北的区域扩张，影响到全国。

　　朱子之学、“心学”和“事功主义”思潮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反过来引领、影响时代本身的发展，三者合共，走着三条路径，形成三个脉络，共同构建了中国哲学思想在南宋以后的流变格局。特别是“心学”和“事功主义”两者实是存在互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关注了个体人的主观能动和主体人的意志发展，关注了民众与现实，各自的发展还存在互动，共同开启了清代后的启蒙思潮。至此之后，“人人皆可为圣贤”“四民为业”“工商皆本”等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抚慰了普通民众的心灵与情绪，更是给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创业以信心与力量。

　　上述思想和思潮本质上都归属于儒学文化，评价其作用：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理学，是江南地区社会得以保持千百年稳定而未出现剧烈动荡、江南地区文化能够保持整体自我统一而未出现极端分化的坚强思想基础；而“心学”思想和“事功主义”思潮则是给予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发展以理论支持，提供精神力量。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省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