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渐暖的春风、渐绿的柳枝、渐红的花蕾，让城市告别寂静无声的冬季，变得热闹又色彩浓烈。

　　逍遥津、包公园、大蜀山、巢湖岸，这些合肥的标志景点成为人们争相游览的春日“爆款”。其实，它们积淀的历史故事更值得我们品味。

　　大蜀山抗日战争的遗迹铭记红色历史；包公园里包公墓讲述神秘往事；逍遥津公园穿越三国战场；巢湖岸边神奇村落凝结移民文化……在这里，文化和旅游融汇，诗和远方走在了一起。

　　走近巢湖北岸古村落“九龙攒珠”

　　过去，提起洪家疃，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和平将军”张治中的故居。然而，一张航拍图却让它走出“深闺”，这个看似“貌不惊人”的小村落，却是“隐匿”600余年的“九龙攒珠”古村落之一。在巢湖北岸中庙镇、黄麓镇一带，“九龙攒珠”古村落还有很多，就已知情况看，这些保存相对完好、深具江淮特色的古村落，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洪家疃位于巢湖北岸西黄山南麓，背靠青山，面向田畴。走进村落，占地约百余亩的水塘首先映入眼帘，满池碧清。这水塘名叫“清水塘”，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曾在回忆录提起过：“水，终年是清的，除非久旱，水才减少乃至于枯竭；平常的时候，满池碧清的水，明镜一般。杭州西湖的玉泉寺，有一池水也很清，里面养着五色的游鱼。我看，我们家乡那一口塘的水，和玉泉寺的一样清，而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多了。”

　　围绕“清水塘”走一圈不难发现，塘埂处有数个出水涵洞，每个涵洞都对应一条巷道，巷道一侧修有阳沟。民居则分布在巷道间的狭长地块上，进入农家便会看到，民居的天井都修了阴沟，与巷道边的阳沟是连通的。而这，正是“九龙攒珠”的奥妙所在，“村口的水塘就像明珠，而村里蜿蜒的水沟就像是九条龙，每当大雨，村里的雨水就会顺着水沟流入池塘，就好像是九条小龙戏水似的，我们将这种景象称为‘九龙攒珠’。”居住在另一个“九龙攒珠”古村落张家疃的“中国好人”张秉柱说道。

　　“九龙攒珠”未见正规史籍记载。2010年，学者张靖华博士经过数年的实地调查和测绘，在专著《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规划与源流》中，对“九龙攒珠”的来历和现状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介绍，“九龙攒珠”是始建于明初的村落规划布局，以水塘为中心，根据地形合理规划村庄排水系统、道路和居住区，其核心正是村落中的巷道水渠和半月形池塘，它们被比喻为“龙”和“珠”。

　　据当地人说，“九龙攒珠”是巢湖北岸中庙镇、黄麓镇一带古村落的“普遍模式”，周边的张家疃、周黄疃、刘家疃等村落也广泛存在。这些村落有个共同点——村庄建在带有缓坡的丘陵地带，在地势最低的地方挖出水塘，一排排房屋规划有序。到洪家疃免不了要去张治中故居，灰色小瓦、木梁雕花的三进房屋，一进比一进高，也是由于“九龙攒珠”形成的。

　　“扎根”于巢湖北岸古村落的“九龙攒珠”，是巢湖地域悠久的历史留下的印记。巢湖自古是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周边物产丰富，尤其是汉代之后，庐江郡“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唐宋时期，巢湖经济繁荣，已成为经济文化重心所在。然而，宋元战争在江淮地区长期“拉锯”，原来富饶的土地和村庄成为荒场，巢湖岸边也是野草丛生。明代之后，政府下令从江南迁移了很多老百姓来到巢湖岸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江西的“瓦屑坝”移民者和从皖南迁移来的徽州家族。

　　张靖华曾到江西瓦屑坝调查过江淮移民的源头，在南昌、丰城周边地区发现很多村落也是类似“九龙攒珠”的格局，认为其是“九龙攒珠”格局的源头。不过，巢湖北岸的“移民村落”更典型，不仅保存了古老的规划形态，还荟萃了明代以来各时期建筑物，包括祠堂、民居、商铺、学校等，是江淮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蜀山里被错过的抗日遗迹

　　“蜀山春晓”是著名的“合肥十景”之一。春天，步入大蜀山，只觉得漫山遍野苍松翠竹，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群鸟相伴悠游林间，草虫相约互鸣歌唱。

　　如今，在大蜀山，这个无数人前来休闲放松的地方，在80年前却是抗击日军的战场。

　　2015年，大蜀山山顶平台建起“合肥大蜀山抗战记”纪念碑，碑文详细记述了80年前战火纷飞的抗日经历。1938年合肥沦陷后，与日军多番交手均在大蜀山。

　　在安徽省档案馆里，馆藏着一份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代理总司令、民国最后一任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撰写的《大蜀山诱歼倭寇经过》。

　　当时日军看到合肥有淝河环绕，水运条件良好，战略地位重要，为给武汉会战做好准备，并占有淮南的矿产，1938年日军对合肥发起攻势。合肥沦陷后，在合肥的国共两党合作和日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

　　这其中还记载了在大蜀山击毙驻肥日军司令三浦中佐的经过。1940年1月3日，驻肥日军司令三浦中佐自率两连兵力由德胜门出城扫荡。第二天上午，日军退至大蜀山西麓，被中国军队全歼，三浦中佐毙命。日军遭此重创，便派西山工兵队于1940年1月22日至4月15日在大蜀山山顶、山腰四周构筑碉堡、瞭望台、战壕等作战工事多处。

　　如今，在大蜀山上，想寻找到当年日军留下的痕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年前，大蜀山森林管理处曾对山上日军当年的工事进行过梳理，发现了3处遗迹。

　　4月10日，在蜀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森林防火的工作人员吴斌的带领下，江淮晨报、江淮网记者寻找隐藏在丛林中的日军工事遗址。今年46岁的吴斌，老家就在大蜀山脚下，18岁就到蜀山森林公园上班，对大蜀山再熟悉不过了。

　　在吴斌的带领下，我们从山脚下出发，走到“二平台”，也就是半山腰的小卖部，从旁边有空气湿度显示电子屏的地方开始往上走。少量隐藏在山坡密林深处的工事，被生命力旺盛的灌木所掩盖，因地处偏僻，寻访也有些难度。

　　“从这里再向上爬10分钟不到，就有一处，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吴斌说，大蜀山有不少日军留下的工事，但是普通的游客能看到的这是唯一的一处。

　　几年前还没有路的地方，已新修石板台阶，顺着石阶一步步上去，很快就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顺着吴斌手指的方向，记者抬头一看，一处半圆形的机枪碉堡出现在眼前，石阶刚好从中间穿过。当年的碉堡如今只剩下一个一分为二的1.5米左右的矮墙。紧挨着碉堡两侧的是扇形可供射击的墙壁，最长的一段约20米左右。所有的射击洞口里宽外窄，都朝着山下的方向，不难想象当年战争的场景。

　　据吴斌回忆，在盘山公路蜀风亭不远处，也有一处当年日军留下的碉堡遗迹。不过由于人迹罕至，被藤蔓所遮掩，并不太好找寻。我们顺着蜀风亭旁的小道一路寻找，并没有找到工事踪迹。

　　如果发现的日军工事旁有一牌子，让游客经过时有所知，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事。下次来爬大蜀山，不妨来找找它们，听听当年战斗的故事。

　　探寻包公墓的千年之谜

　　春日里，在包公园里最能感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境。即使不逛包公墓、浮庄，就是在春日人潮之中，向着包河而坐，感受碧绿的天色，听着春日的风声，也是一种惬意。

　　不过，1973年的夏天却并非这般从容，合肥发生了一件震惊考古界的事情。1973年3月10日，合肥市郊区革委会和基本建设局联合发布通告，通告中提到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一片土地，有坟墓需要大量迁移，希望各坟主在当月的30日前办理迁坟。这其中就包括已有974年历史的宋包孝肃公(包拯)墓。

　　当时发掘的主持人就是省博物馆专家吴兴汉。据了解，由于当时考古人员比较少,只能应急地从省博物馆、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合钢二厂以及包拯后裔中抽了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包公家族墓群清理出文物50多件，但是没有一件贵重的金器或玉器。“现在存放在展柜的部分文物都是复制品，原物存在安徽博物院。”合肥市包河区包公文化研究会王少玲秘书长介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包公作为二品北宋重臣的清廉。

　　据王少玲介绍，当时的考古队决定先从小墓开始挖，没想到挖到3米深的地方时，墓室中清理出两块墓志石，其中一块墓志铭写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字样，另一块墓志铭写着“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按理小墓应该不是包公的墓，但是出土了墓志铭，当时就把34块遗骨送到北京去鉴定。”王少玲说。

　　很快鉴定结果出来，基本能确认是包公的墓。“当时还有河南巩义包公墓，很多人认为包公的墓应该在河南。”王少玲说，这次发掘解答了考古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

　　就在考古发掘进入尾声的时候，发掘现场的一位老人却说：“你们根本没有挖到，包公的墓还在油菜田里。”这位老人就叫夏广宏。老人是包公墓的末代守墓人，家族世世代代看护包公墓。当考古人员按照老人所指的地方进行勘探后发现，下面确实有一个墓葬，而且有一座大规模的石砌地宫。

　　在此墓葬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木雕男俑。此男俑是十二时神之一，宋朝的制度规定两品以上的官员方有十二时神随葬。至此方才水落石出，直接找到包公墓真正所在的位置。而参与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推测，这很可能是当时墓葬在考古发掘之前就遭到了破坏，后来为了保护包公遗骨，将他放在一个小墓中。

　　当时，发掘小组共清理出包公和家人一共11副遗骨，并将这些遗骨交给了包氏后裔。包公第35代孙包先正买了11个陶罐坛子安放遗骨。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安徽省政府决定重建包公祠和包公墓，决定把包公遗骨重新迁回合肥市。1973年清明节前一天，有关领导、专家和包氏后裔全部到场，在合肥龙山举行了隆重的迁安仪式。

　　如今的包公墓，埋葬的就是寄到北京做鉴定的遗骨。

　　说起包公墓使用的金丝楠木，还有着一段佳话。合肥本地并不产金丝楠木，为了恢复包公使用的金丝楠木棺木，负责包公墓修建的工作人员前往福建漳州寻找。当时的山林都被村民承包，他们需要从承包人手里再进行购买。当时与承包人谈到为包公墓地计划使用22棵楠木时，承包人非常激动，表示可以免费赠送贵重的金丝楠木。原来，这位承包商叫包治源，也是包公的后人，这真是让人想不到的巧合。2013年，包治源去世后，他的家人又送来10多株金丝楠木幼苗，种下后如今也亭亭如盖。

　　宁静逍遥津穿越三国风云

　　“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肥。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合肥素有“三国故地”之称，魏、吴两国长达30余年的战争，遗留下了众多三国故址，逍遥津便是其中之一。

　　“津”意为渡口，逍遥津本是淝水上的渡口，只是它的名气实在太大了。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让古逍遥津声名远播，甚至走出国门，传到了日、韩和新加坡等国。据合肥市民俗专家李云胜介绍，从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刘协退位自立为魏文帝算起，逍遥津距今已经约1798年了。事实上，早在东汉末年，曹操的势力已掌控整个合肥地区，正是吴国主公孙仲谋的“玉龙”一跳，这个古老的渡口从此载入了史册，赢得古今美名扬。

　　走在今天的逍遥津公园，几乎难觅当年战场遗迹，唯有那张辽墓和飞骑桥还在悠悠“诉说”着那段英雄争霸的故事。

　　逍遥津公园里的张辽墓穴有两处，一处是园内的张辽之墓，另一处则是湖中央小岛上的衣冠冢。据说，不论是在张辽的家乡山西雁门马邑，还是在他离世之地江苏江都，皆未闻有他的遗迹。而合肥逍遥津却有两处张辽衣冠冢，在李云胜看来，这足以证明三国时代在合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古淝水旁的那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仅让张辽名垂青史，合肥的老百姓也一直引以为傲。”

　　逍遥津公园内还有一尊张辽雕像，身着盔甲、骑着战马，英姿煞爽。而在张辽铜像后面200米远，则是著名的“飞骑桥”，1700多年前，孙权就是在这里，单骑跃过断桥，才逃脱性命。

　　在逍遥津留下历史印记的还有文人、官宦、商贾。李云胜介绍，南宋扩建合肥城，将逍遥津扩进了城里，成为庐州城里文人雅士踏青赏玩的地方，后来还逐渐成为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第一个便是窦子偁，在家乡买下了逍遥津一带的土地，在那里建窦方伯别墅和窦氏公祠，逍遥津的一大片水面也被改称为窦家池。清朝康熙年间，窦家池又被一王姓翰林买去，易名“斗鸭池”。

　　若是窦子偁、王姓翰林的名气不够大，那么，自明朝从江西“瓦家坝”迁来合肥，“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的“合肥四大家族”之首“合肥龚”龚照瑗、龚心钊，对于合肥人来说称得上如雷贯耳吧，他们也曾做过逍遥津的主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作家裴章传介绍，李鸿章、刘铭传、包拯等，都曾与这个逍遥津公园有过关联，李府更是曾把它当作后花园。

　　说起三国，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曹操，其155年出生于亳州，却成事于合肥。知道曹操的人大多都熟悉他的“武夫”身份，不知有多少人了解他的“书生意气”。裴章传介绍，曹操一生都主张“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选才、用才看重两条，一是武功水平，二是文字水平。他本人也是文采斐然，这从一首《短歌行》中就能看出。”而因《七步诗》而闻名的曹丕、曹植权位之争，也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尚武之人都能把‘文’做得有声有色，从曹操父子在合肥留下的关于‘文’的故事足以印证，合肥人‘穷不能丢书，富不能丢书’的地域情怀。”裴章传介绍，读书，爱书是合肥人传承至今的文化情结，也是合肥地域文化的显著特色。曾有人在合肥发现一块古代石碑，上面刻着一句话：“有书声，有线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